半月前，天弘基金取消余额宝最高限额与单日限额举动，并未刺激出多少申购动力。有人以为跟走低的年化收益率有关。不过，其他宝宝类产品以及去年接入余额宝的其他基金公司，虽有微幅年化优势，同样没能唤起热情。
一切都像鸡肋的样子。余额宝们，是否已被遗忘，甚至将被抛弃？
我们看到不同一幕：申购动力不显著，但赎回更是冷淡。人们进进出出，一切都像未曾发生过什么。
这背后到底什么逻辑？
第一重信号应该如此这般：用户对余额宝们目前的理财诱惑力已脱敏。这诞生之初引发狂潮的货币基金理财工具，已渐失早期核心价值诉求。人们赎回冷淡，却又在里面活跃（天弘余额宝过去一年用户数量仍有明显增加），这背后，余额宝的核心价值一定发生了深刻的转化。
这种功能转换与变迁，折射的是一种金融服务理念的普世化：随着金融科技下移，尤其借助移动互联网对大众生活场景的渗透，余额宝，已成为无数民众的日常经济学常识。理财诱惑力日益脱敏，置换出来的却是粘性更高的无边的消费生活，它瓦解了理财的诱惑力。
这对当初的支付宝、蚂蚁甚至阿里意味着什么？
突然想起2008年末、金融危机加深时马云说的一句：“如果银行不改变，那我们就改变银行。”这当年一度被扭曲为“颠覆”、引起传统金融机构愤慨的表达，截至今日，似乎已成常识。就连传统金融阵营自己发出的变革声音，都比马云说得更激烈。
招行行长不久前田惠宇强调，必须强化变化，发力四大方向，全面落实数字化转型。而去年，我们在招行APP里看到，它为自己类“余额宝”产品所做的宣传中，朝着天弘余额宝们展示了自家的年化优势。
真是一幕巨大反讽。仅仅5年前，余额宝疯狂时刻，传统机构、部分利益代言人，在诸多媒体甚至央视不断针对阿里、支付宝发难。某位人士甚至发出诅咒一般的声音：余额宝是“吸血鬼”。眼见挡不住，便将矛头转向整个阿里，说它代表的电商“造孽中国经济”。当时一度引发整个政经社会的鞭笞。而这两年，这位人士开始频繁地为“数字经济”鼓与呼了。
这反讽背后，不是马云、阿里、支付宝或余额宝颠覆了什么，他们并没抢去传统金融的蛋糕，后者正日益活跃，几乎全部推出了类宝宝产品，且操着马云们的话语风格。马云们更多只是预见，并依托阿里，以虽不完美但却超前的技术+商业实践拂去了认知迷雾，澄清了本来就一直在那里的商业本质。
无人为余额宝喝彩，行业已习惯马云们“吹牛”被骂、遭遇嘲讽，然后实现梦想，无数人接续复制却毫无不适。当余额宝理财功能遭遇脱敏，用户对它开始无感的时候，那些曾经咒骂、嘲讽的人没有谁为它鼓掌。
当然，我们并非无视余额宝的不完美，更非否定过去几年的监管历程。事实上，2016年以来的政策紧箍咒，包括限额、禁止过度集中在一家基金公司等等，都有紧迫的宏观背景，尤其许多产业升级尤其实体经济转型、贸易保护主义博弈之下，存在系统性风险的因素。
今日看，监管确实是一种必需。比如，余额宝对应的主要是货币基金，当占比日益提升、规模庞大之后，集中于一家基金公司，确实存在风险。它不是刚性兑付的问题：余额宝用户端或资金端是一种高度分散的服务形态，它能最大限度过滤这重压力，但它最大的挑战有三：
其中，第二、第三个因素应该更重。
但是，我们更看重这种监管背后传递出来的余额宝远超自身原初设计理念的价值。考虑到它目前的规模，它对一个经济体来说，它甚至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
余额宝用户端与资金端的高度分散机制，危机周期，比那种机构为主的形态更难形成共识，引发大规模集体赎回，形成刚兑。2016年12月债市大跌中，多数机构持有的货基Q4末的规模显著下降，损失惨重。而个人用户持有的天弘余额宝货基，不仅未遭受巨额赎回，流动性紧张的12月中旬，资金仍呈净流入状态，Q4末新增100多亿。
某种程度上，余额宝的价值，更像一座水库。它的总容量与流量当然远不如奔腾的江河，经济景气、货币政策宽松、市场流动性强的周期，你甚至感觉不到它的价值（就像最近一年半）。但一到旱季，就能感受到它对无数民众的那种心理保障。它也是一个社会稳定的象征。过去几年，P2P之类的服务泛滥，导致无数悲剧。这里面有制度问题，有资金出路压力，如果没有余额宝，可能风险更大。此外，这种保障，关键时刻，当然能缓解传统金融机构的压力。
余额宝虽不完美，但是，截至目前，它仍然是消除金融业社会化鸿沟与数字鸿沟、锻造普惠金融服务体系的核心服务之一。它的年化收益率下降了，但仍高于普通的传统储蓄收益。若综合考量收益率、服务便捷度、生活关联、交易成本、安全性5个要素，仍没有其他产品能胜过它。
余额宝不但没有颠覆传统金融的根本利益，它其实更多以金融科技的创新为后者创造的转型缓冲期。很多时候，它以快速实践为整个行业换得突破，在全球市场，都处于领先。
截至目前，尽管仍有利益博弈，双方之间的关系，已从早期剑拔弩张、割裂与对抗走向妥协与互相认同。过去两年多，我们从蚂蚁金服等诸多公司的战略定位甚至名字变化中感受到了两个阵营的伤痕弥合。
此外，从货基走向消费类基金服务的形态，也会迫使蚂蚁金服、接入余额宝的诸多传统机构、类宝宝平台进一步强化创新，尤其建立更多与消费、生活以及商务服务关联的场景。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一幕。
我相信很多人可能没有真切地注意，或者忽视了。那就是，余额宝这种服务形态，已成为观察中国经济的“晴雨表”，甚至足可扮演局部决策与宏观调控的微调工具。
2018年底，余额宝用户已超过6亿，基金累计交易用户超过6000万，它所生成的货基规模去年就近两万亿。
虽然大部分用户的资金总量有限，但它仍是一种很有意思的指数。这是只是余额宝流入股市的资金数据与情绪关联。反过来其实也成立。同时，我们看到，包括支付宝在内的多家平台，都提供诸多理财产品及消费服务，余额宝的资金在其中更是流动频繁。它的维度未来可以更丰富。
如果所有宝宝类产品与当局监管部门决策平台无缝对接，可以与其他指标形成更为综合的指数服务。
它甚至可以扮演决策与监管部门在宏观层面的微调工具。
天弘基金放开限额，肯定不是它自身的决策，而是监管放宽的信号。等于说，可以自由申购。这个本身就带有调控的味道。那就是当局货币政策可能正在微调。这也是近来舆论不断探讨的核心话题。中国股市、债市似乎也已因此做出了反应。
截至目前的一些共识是：Q1，中国经济多个指标有向好变化，融资环境明显好转，经济下行压力有所缓解。一个周期以来的货币宽松政策或适度调整。当然，当局没有反差过于分明的政策明示。
4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22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指出，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根据经济增长和价格形势变化“及时预调微调”，加大对实体经济的金融支持。
这与此前的 “六稳”、“逆周期调节”风格相比，确实有一些信号变化，但表达并不即可，没有过度的积极修辞。接下来，它像是要通过更有效率、更灵敏、更具组合力的调整迎接挑战。
这跟余额宝话题有什么关系呢？我想说，过去3年针对余额宝的监管，以及今日而今放开限额，本身都具有一定的货币政策微调的价值。
我们认为，当局强调“及时预调微调”，显示出一种决策的科学性，让人感受到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决策的运行之精益、可控，能反映出一种成熟度。
我相信，类似余额宝这类基于数据、金融科技的平台，以及其他诞生于互联网与传统经济融合的新型数字平台，能为当局提供一定的决策便利。
如此，余额宝其实有强烈的溢出效应，它让我们看到了更多。尽管理财视角已在大众心目中逐渐脱敏，但在消费类基金乃至更高的社会化服务中，仍有它丰富的生命力。未来，这类形态的产品，随着资产端的创新，或许它还会从工具走向更大的平台服务。
在这个层面上，我们说，2013年诞生的余额宝确实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大众对无感甚至遗忘它最初的形态是件好事，但接续它的形态创新，才刚刚开始，它正变身为更普遍、润物细无声的形态，成为我们的常识与凭依。
夸克，最小的粒子，微末的洞察
